以下文章来源于海外看中国，作者海外看中国

　　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受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邀请参会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世界汉学中心学术专家高棣民（Thomas Gold）在大会主论坛发言。会后，高棣民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环球时报：您是最早一批在1980年代初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您是如何与中国学结缘的？

　　高棣民：我于1966年进入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就读。这是一所与中国——尤其是山西省——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私立学校。当时我选修了一门亚洲历史课，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的教授曾在1930至40年代居住在中国，课堂上分享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经历。到大二时，我开始学习中文。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中文是件与众不同的事。而我从第一堂课就爱上了这门语言。

　　由于当时美国人还不能前往中国大陆，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去台湾教了两年英语。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亚洲的热爱。后来在哈佛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硕士时，我的导师建议我转向社会学，而非继续学习历史。虽然我之前从没修过社会学课程，但还是尝试了——结果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学科。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社会学给了我一套理论工具和分析语言，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和诠释之前在台湾的生活体验。这一学术转向，真正让我学会了如何从社会结构的维度去理解世界。

　　于是我进入社会学领域学习。有一次我的导师称赞我中文不错，还提及我在台湾时学过武术，随即邀请我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赞助的访美中国武术代表团担任口译——尽管我深知自己当年的中文水平远不及专业口译员，但仍视其为难得的契机。

　　就这样，1974年，我为这个武术代表团担任了口译。同年夏天，还有一个名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机构聘请我两次参与另一个中国交流团的访美行程。

　　这些是我第一次直接与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接触——那是在70年代，确切地说是1974年，一切都显得格外新鲜，令人无比兴奋。1975年，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之后，我继续深入学习中国相关知识和口译技能。到了1979年，我终于有机会以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学习、生活。

　　环球时报：您在中国的那段“亲见、亲历、亲感”的岁月，如何改变了您从学术文本中建立的对中国的认识？您为何始终强调“亲自来中国实地考察”对于全球中国学研究至关重要？

　　高棣民：1979年我来中国时，和许多我曾经在口译工作中认识的中国人不断接触。在那之前，关于中国的书本知识我固然有一些，但那与真正在这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那种日复一日的沉浸感，无可替代。比如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我住在学生宿舍，同学中有30岁才上大学、经历过动荡岁月的人，也有刚刚高中毕业考进来的年轻人。你能真切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多元与复杂。仅靠文献写书或论文，得到的视角终究片面；真正重要的是住在这里，捕捉日常的节奏与肌理。

　　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我常对博士生说：“你们必须去中国生活。你得住在那里，感受日常。想写出真实可信的东西，就必须证明自己深入了这个社会的肌理——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今令我担忧的是，随着美中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年轻学生可能再难有机会深入中国基层，体验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这恐怕会催生大量误解——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过日子的。

　　同样，如果中国学生和学者没有机会去美国，住在当地家庭或伯克利这样的校园，处理日常琐事，也会是一种遗憾。因为带着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你会不断思考：“在美国，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就像我现在来中国，虽然次数不少，大致知道怎么应对，但认知仍停留在1979年。比如我不知道怎么用打车软件，还带着现金，结果别人告诉我中国已是“无现金社会”——在技术上，我已经远远落后。

　　正因如此，我坚信基层民众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这个世界不仅有高层官员的往来，更有普通人之间的日常相遇。我无比珍惜自己曾有过那样深入生活的机会。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对青年学者来说，如何既能深入中国局部（如某个地域、某个社会群体）进行微观研究，又能“跳出中国看中国”，将其置于全球视野——特别是全球南方——的比较和研究当中？

　　高棣民：在谈及我们了解中国的“工具”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总有人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以西方和美国为核心，因为美国早已成为解读一切事物的主流学术阵地。我当年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就总带着一种“我们的观点最关键、最实用、最顶尖”的心态，诸如此类。当我带着这些学术理念，试着用它们去解读中国，却发现往往行不通。

　　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语言”——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词汇，更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框架和认知体系。我认为，这正是研究中国能带来的重要贡献之一。

　　如今，从中国内部进行研究，核心不是把中国视为“异类”，而是要弄清楚：在中国，哪些元素是具有普遍性的？哪些又是中国独有的？我认为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深入研究中国，会极具价值。而且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最具创新性的观点，正是源于对中国的研究。环球时报：您见证了美国中国学研究近40年的发展。在当前中美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面临着哪些主要的机遇和挑战？?

　　高棣民：一个主要挑战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两国学者深入互访或许会受到阻碍，只能更多依赖报纸或书籍等二手资料，但这与亲身经历不同，可能导致研究不全面。我希望美中关系改善，允许更多基层研究能够开展。

　　对我而言，如果不是曾在中国生活过，我恐怕很难形成如今对中国较为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我特别担忧年轻一代学者——其实不限于学者，还包括未来从事外交、商业或研究领域的人。如果他们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却无法亲身在此生活，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将始终存在局限性。

　　因此关键不仅在于“来到”中国，更在于能否开展扎根基层的研究。最近有件事让我特别忧心——昨天我注意到一位可能来自巴西、正在美国深造的女性学者，她虽然获邀参加（世界中国学大会）这次会议，却因担心签证问题导致无法重返美国而放弃出席。这令我感到悲哀。“全球化”理念曾在美国广受推崇，若没有全球化，中国绝无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而如今美国却在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不仅试图与中国脱钩，也在与全世界割裂。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消极的转向。

　　倘若失去在中国生活的机会，同时中国学生学者也难以赴美、赴英、赴法等国深造——我们本该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碰撞与更深入的研究交流——那将是这个时代的巨大遗憾。

　　环球时报：您一直将“培养下一代‘中国通’”作为使命，在指导年轻学者研究中国时，会特别提醒他们避免哪些认知误区，以更客观地理解中国？对于普通人而言，除了学术层面，还有哪些具体方式能助力打破文化壁垒？

　　高棣民：首先，语言是关键——你必须下功夫掌握语言。我的所有博士生几乎都曾在北京花时间专门学习普通话，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努力将中文提升到能独立开展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水平，无需依赖翻译。因此我认为语言是首要且至关重要的一环。

　　其次，要追求的不仅是短期访问，而是沉浸式居住。对此我深有体会：读研时我能在中国待一整年做研究、参加各类会议；但成家立业后，就很难再投入同样长的时间。所以年轻时要把握当地社会脉搏的黄金窗口——不过长期维持这种深度交流确实充满挑战。

　　另一个让我忧心的问题是：如今在美国的“中国通”，要么数量在萎缩，要么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见。即便在研讨会上听到精彩见解，又有谁真正在意？（美国）政府关注了吗？企业面对关税、外资和签证问题时，究竟谁真正洞悉局势？当美国人问我"形势何时会转变"，我只能回答：没有人知道。我们试图凭经验预测，但这正变得日益困难。

　　目前我正全力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推动交流。从长远看，我们更应夯实民间基础。现在很多人谈论"次国家级"交流，城市结对、校际合作等各种纽带建设正是关键。